股权投资市场的百亿级别引导基金不断涌现。
7月底，西安市首支百亿规模科创母基金进行投资合作签约。该基金由省市共同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预计撬动子基金规模超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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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扬州宣布设立三只百亿母基金，其中包括总规模100亿元的扬州科创母基金，后者重点投向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核心技术国产化替代等领域。
在中部地区，武汉市地方金融局牵头起草的《武汉市关于加快发展股权投资行业的若干支持政策(征求意见稿)》提出，设立500亿规模政府产业引导投资基金，发挥财政资金产业引导和多级放大功能，力争到2025年实现武汉基金规模不低于3000亿元。
不仅是国家级、省级、地市级，过去一年多以来，多地还设立了大规模的区县级基金，如合肥市肥西县决定设立总额100亿元的政府投资母基金，首钢基金协助北京市通州区发起设立50亿元规模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引导基金等。
在地方的招商实践考量中，一些高成长企业无法在短时间内带来直接税收，这时可通过参与设立引导基金、以投资收益覆盖招商成本。那么，有较高资本招商诉求的区县级政府引导基金，如何更有效地吸引创投机构所投资企业落户，发挥主力经济转型的作用？
引导基金向区县“下沉”
今年8月在扬州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基金合伙人峰会暨2022扬州股权投资峰会”上，多个圆桌的数位嘉宾分享了对政府引导基金的观察，其中一个圆桌的主题更是聚焦到了“政府引导基金进化论”。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现场发布的《2022年中国股权投资母基金行业发展研究报告》，近年来母基金投资策略持续进化，精细投资模式日益兴起，部分母基金逐渐下沉至产业层面。
清科创业创始人、董事长倪正东也分享了对政府引导母基金尝试转型，投资和运营管理模式不断创新的观察。他分析说，除市场化转型外，政府引导基金还逐步加大项目直接投资，通过“直投+母基金”双重模式支持产业发展。
“政府引导基金和国资的母基金日益壮大，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张键介绍说，各地不断设立百亿级的政府引导基金，主要是希望通过产业协同、基金招商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这几年越来越多政府属性的资金涌现于母基金来做产业引导，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色。”上海科创基金总裁杨斌观察到，近年母基金管理呈现出区域下沉和产业细分的特点。
杨斌分析说，首先是越来越下沉，各地产业母基金或引导基金，由原来的省会城市设立为主，逐步延伸至地级市，当前正向区县不断“下沉”。第二是越来越细分，为了发挥在特定领域的引导和聚集放大效应，在深入运作综合型母基金的基础上，各地也在推进细分领域专业型母基金的设立和运作，比如ESG、新能源、环保、汽车产业链等主题。
多级引导基金联动背后
政府引导基金正在不断的自己迭代升级，以用更好的方式支持子基金管理人的投资。
21世纪创投研究院今年7月发布的《2021-2022年度政府引导基金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曾有提及，一些政府引导基金开始采取市场化母基金惯常的S策略，在“母基金+直投”的基础上实现“PSD(子基金+二手份额+直投)”的配置策略。
本报此前也曾采访“投招联动”思路的创新合作方式。即通过“产业+基金+园区”的模式解决引导基金和地方国资的分散式点状投资问题，将政策、资金、资源更高效地集聚在产业园区的物理载体中。
记者在近期采访中了解到，深圳、苏州、合肥、青岛等多地都在进行引导基金协同联动，把引导基金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形成区域间的协调和联动。
引导基金联动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各区域板块的产业禀赋不同、存在产业合作的空间，可以通过引导基金联动实现优势互补、要素互补；另一方面，对于引导基金管理团队来说，他们不仅能与工信、发改、科技等政府产业部门共同支持子基金的被投企业发展，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到子基金管理团队的募资工作。
青岛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韦孟介绍，除了降低引导基金返投比例、放宽返投认定标准，团队还在以多级引导基金联动的方式支持子基金的募集工作。“我们希望给子基金提供更多资金支持，通过把区、市联动起来，还可以再一起申请省里的出资，共同争取更多资金进行支持。”
更多的创新还在于引导基金管理人与CVC团队的合作。“谁对产业最有吸引力、最有粘性？当然是产业基金。”广东相融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曾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团队管理的基金已经为CVC成色浓厚的中新融创出资，而且彼此之间交流比较频繁。
“作为区域型引导基金的管理人，我们与CVC的合作不限于财务收益，更多是基于产业联动与合作的考量。匹配所在区域的产业培育诉求，并为子基金被投项目提供赋能支持。”曾宇告诉记者，通过与CVC合作成立产业基金来实现招商引资，“这是比较快捷的基金招商路径，也特别适合国内的政策导向与市场环境。”
从优化到提质
“除了数量的增加之外，(引导基金)到了整体优化，甚至是提质的阶段。”河南农开产业基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旸看到，政府投资基金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省、市、县(区)联动更多出现，基金产业相关属性也更明显。
从机制上说，政府引导基金与基金管理机构之间是双向选择，政府引导基金需要投资机构来合作实现资本招商与经济转型发展目标，创投机构则需要政府引导基金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在这种合作中，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设计是双方长期持续合作的基石。
2018年以来，我国政府引导基金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政府引导基金管理逐步完善。与国家级引导基金相比，部分地区的政府引导基金政策更加灵活、导向性更加明确。多个省市还修订了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加大对早期项目的支持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科技。
此外，根据多地发布的子基金绩效考核办法，政府引导基金也多在从政策效应、社会效益和管理效能等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发挥引导基金资本招商与促进地方经济转型发展的效应。
“考核是指挥棒，如果用同一考核标准和考核体系，会造成这个基金的目标很难实现，也很难实现持续的发展。”刘旸补充表示，基金业本身也是一个产业，要实现基金支持产业功能，政府引导基金应考虑到不同基金的投资方向、投资领域和承担的诉求，在业务实践中考虑进行差异化的考核。
地方引导基金还是需要不断地进行迭代和进化。用韦孟的话说，“引导基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母基金，但是可以通过更多的手段和方式逐步向母基金靠拢。”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