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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小篆为战国文字在文字学界已然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徐无闻“变体”小篆创作中融入战国文字，也是顺理成章的，甚至将商周甲金文字融入小篆形体之中也是可以被我们认可的。这不仅符合书法创作追求艺术美的需要，也符合文字（汉字）演变的历史规律，符合学术的标准。它基于徐无闻对汉字形体演变规律的谙熟于心，有别于某些书家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集古字”。既然小篆为战国文字，那么关照当下以小篆为主的篆书、篆刻创作，篆字形体或许也可以突破秦汉小篆的局限，上溯商周甲金文字，深入挖掘古雅、典正的古文字形体，拓宽取法面并充分借鉴。又，前文我们看到徐无闻“变体”小篆创作中，对《说文》讹谬、被后世名家讹传的字形做了修正。这显然不同于“既往不咎”［22］式地简单传承，而是充分吸收古文字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成果，取其典正，去其流俗，尽可能将汉字演变过程中传承有序的文字形体运用于创作之中。这可能不被追求“穷乡儿女造像”的书家所认同，但它更需要书家内心深处的坚守，更需要学问文章的滋养，也更能传承汉字文化的主流思想与文字形体。同时，它也和当今书坛倡导的“守正创新”思想高度契合。如果说融甲金等古文字形体于小篆创作之中是“与古为新”“借古开今”，那么，破除《说文》小篆的迷信，取其精华去其讹谬，便是“守正创新”。两者的结合或许可为当下书法篆刻创作提供新思路，开新风尚。徐无闻创作“变体”小篆的价值不仅仅是带给我们古典醇雅的审美感受，亦是通过他的学识修养与书法创作实践，向我们展示了小篆创作本该有的样子（或说是一种可能）——“变体”不变本，变的是书家的眼界。“变”的动因来自书家学问文章之气的外化从而他超越常人。因而这“变”是创新的，但又是传统的；是自我的，却又是古典的。徐无闻《与学书者》诗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坡公此语真三昧，不创新时自创新。”［23］以此来理解徐无闻的小篆创作思想再合适不过。他的“变体”是其对小篆字形有了全面深刻的理解与实践后，达到的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他使小篆作为一种规矩的字形走向更为灵活放松的状态。我们除了从他的小篆书写中看到端庄、典雅、静穆的气息，更能看到书家自身的创新意识和书写自由。将小篆这一定型的形式，上升到灵动多变、古朴自然的层面，带给观者一种全新的视觉冲击力——这就是平衡变化的程度，使篆书变得更具审美意味的魅力所在。这也是徐无闻“变体”小篆创作给我们的深刻启示。［1］徐无闻著，徐立编：《徐无闻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2］秦刻石多为翻刻，字形也与秦系参差。客观地说，《峄山刻石》更多地反映的是唐宋小篆形体或风格。［3］同［1］，第163页。［4］见《徐无闻书法集》，四川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5］何应辉、向黄主编：《二十世纪四川书法名家研究丛书·徐无闻》，四川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页。［6］《与古为新：蜀中四家藏徐无闻作品集》，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37页。［7］邹晓丽编著：《基础汉字形义释源》（修订版），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0页。［8］裘锡圭著：《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0、62页。［9］同［1］，第165页。［10］徐无闻主编：《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 四川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11］徐无闻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12］徐无闻,黄任重编：《殷墟甲骨书法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13］徐无闻：《小篆为战国文字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14］同［8］，第64、65页。［15］同［5］，第237页。［16］徐无闻著：《玉局邨舍印存》，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17］同［16］，第235页。［18］李刚田：《我与徐无闻先生的接触》，《大学书法》2020年第3期，第11—12页。［19］同［1］，第347页。［20］尚磊明：《宋代传抄古文印章考论》，《中国书法》2021年第8期，第152—155页。［21］尚磊明：《明清传抄古文印章述论》，《中国书法》2017年第8期，第126—129页。［22］“既往不咎”是目前书法圈子对篆字正误的评判标准，或说是主要批评标准，该观点认为：只要以往碑帖或书法家曾写过的字形都认为是可靠的，可被用于书法篆刻创作。［23］同［1］，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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