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中国的金融机构作为推动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在意识层面已从“WHY”过渡到“HOW”的阶段。中国绿色信贷规模位居全球前列，绿色产品创新频出，但在融资结构、转型金融、碳金融交易构建等领域，仍有提升空间。
为此，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发起《湾区绿金对话》栏目，邀请在绿色金融、转型金融、气候投融资、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有先行经验、国际项目经验的金融机构、第三方机构、智库组织等机构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负责人，一起分享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发展前沿观点和先进做法，共同探索金融与社会低碳转型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
以下为《湾区绿金对话》第一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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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金融的发展囊括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内涵丰富，外延广阔。
星展银行首席可持续发展官Helge Muenkel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的专访时表示，中国已经前瞻性地开启了净零转型的道路。中国在发展可持续金融时，关键点在政策确定性、采取创新的融资架构克服风险回报带来挑战以及从生态圈的角度系统地权衡利弊，以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金融机构在推动可持续金融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从组织架构、内部协同上做好顶层设计外，在融资活动中推动行业低碳转型并协调各方做好利弊权衡，本身就是在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践。
为此，Helge Muenkel还向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分享了在可持续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实现银行内部协同，如何与其通过融资活动支持不同行业客户实现横向纵向联动，如何权衡融资项目与其他社会环境因素的关系等问题。
协同内外部一致行动
南方财经：在推动可持续金融方面，银行内部如何做到上下一致、协同行动？
Helge Muenkel:我们认为，有四个关键因素可以真正发挥作用。
首先，一切都始于目标。星展银行制定了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To be the best bank for a better world”，这充分概括了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和实践。
这是由星展管理层团队设立的。我们用这个愿景来培养组织文化、支持可持续发展进程。这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个因素是内部治理和流程。星展银行是亚太区首家设立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银行。这为我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定下了基调。
我们内部非常重视这个议题。董事会围绕我们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所做的工作提供总体概览和监督；集团层面由来自业务部门和支持部门的所有高级领导组成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这意味着，集团每个人都在这个治理架构中，能够真正参与重要议题的讨论。例如我们在年初就会共同讨论如何设置与可持续发展挂钩的KPI绩效并达成一致。
第三个要素是技术。科技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还可以促进和加强银行内部的协调。因此我们非常注重实现端到端全流程的数字化，围绕获取、处理ESG数据，在银行内部实现共享，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战略决策。
即使已经做到上述三点，但具体业务落地仍需要由人来执行。因此，第四个因素是人才的能力建设、培训和赋能。我们必须让客户经理有能力真正协助客户做出明智的决策。
南方财经：银行如何通过融资活动，支持并影响核心客户和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参与到行业脱碳目标中？
Helge Muenkel:去年，我们发布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脱碳目标承诺，为碳排放较为集中的九大行业设定脱碳路径和数据披露目标，让我们与客户有更多的互动。
具体而言，这些行业板块是横向与纵向相互关联的。例如，假设我们成功实现了电力行业的绿色化，那么房地产行业也会受益，因为建筑物与电网联系密切。我们的脱碳目标覆盖了广泛的行业板块，这样就可以建立起行业之间的横向联系。
与此同时，在每个行业板块内，我们也仔细考虑了纵向的联系，这样我们就能了解某个行业板块内有哪个子版块真正在推动脱碳。以电力行业为例。我们纳入了上游发电企业、设备供应商(如风能、光伏发电企业)，但我们并没有将输配电行业纳入其中，因为涉及细分行业的脱碳目标实际上是由该行业的碳排放这一关键因素驱动的。
除了横向和纵向的联系，在设计脱碳目标时，还要尽可能考虑不同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比如说，中小企业容易被忽视。在星展银行，我们非常关注中小企业，因为它们通常是全球跨国公司价值链的重要一环。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ESG数据。到目前为止，数据还不完善，因此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一点。
我们也非常坚定地提出系统的数据解决方案，从而更好地获取和处理数据。银行都需要有高质量的数据来做出明智的决策。因此，我们正在与政府和监管机构合作开发数字平台，促进数据的获取和处理。
权衡各方利益发展可持续金融
南方财经：在开展转型金融业务的过程中，如何权衡利弊，平衡各方利益？
Helge Muenkel:应对气候变化，让世界更美好，我们需要关注转型。
可持续金融近年来快速发展。绿色金融、绿色资产和绿色活动得到多方的关注。但我们需要继续努力，为需要应用脱碳技术的企业以及还不是绿色的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我们的战略核心之一，就是我们要让这些高碳且越来越少，变成棕色企业，直到最终变成绿色。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全球对于可行与可信的转型活动以及转型方案尚未达成广泛的共识。我们也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并在这个生态圈中成为倡导者。因此，我们的主要方式是希望企业开发科学的脱碳路径，而这一路径需要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
第二，我们需要在推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有意识地权衡利弊。比如对环境、社会的考虑，对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指标之间权衡。
第三，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有些转型活动在欧洲和亚洲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开展。亚洲是我们的大本营。无论是在一些特殊的技术层面，还是目前行业的组织架构方面，亚洲某些地区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当我们基于这些原则与企业接触时，我们需要考虑两点：企业制定整体脱碳策略合不合适？我们能否改进？ 其次，融资所支持的特定资产或行为活动是不是作为企业整体脱碳策略的一部分？举个具体的例子。电动汽车对环境友好，因此我们希望支持这个产业的发展。但生产电动汽车还需要支持某些金属的开采，比如锂，这通常会带来其他方面的挑战，比如来自生态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挑战，或是引起某些国家社区居民的生计问题。
因此当我们在发展转型金融时，我们需要权衡利弊。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能源领域做了很多成功的转型金融案例。我们还在印度的农业，在中国香港、韩国和日本的城市交通行业完成过很多的交易案例，我们也在密切关注中国的转型金融交易。
南方财经：如何看碳信用体系在应对气候变化所起的作用？像CIX这类的在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碳市场的运作有何经验值得借鉴？
Helge Muenkel:我们把碳信用看作是企业减排的重要工具之一。
首先，碳信用可以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来释放资本，为基于生态或基于技术的脱碳解决方案提供资金。其次，如果碳信用做得不好，后果可能会很糟糕。
具体来说，对于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来说，诚信和流动性是非常关键的。
在诚信方面，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高质量的碳信用？关于碳信用的全球性倡议，现在有“自愿碳市场诚信委员会”这样的全球性权威组织来定义什么是高质量的碳信用。
在流动性方面，我们需要确保一个有效的市场为我们提供合理的定价，以便在投资方向上做出明智的决策。
在这一系列行动的最后阶段，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碳交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星展集团与新加坡交易所、渣打银行和淡马锡等机构设立了“Climate Impact X”(全球碳交易平台，CIX)。CIX的总部设在新加坡，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碳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碳交易实体。它正积极探索通过开发数据平台来解决诚信和流动性问题。这些平台能够以安全和可信的方式促进碳信用额度的交易，我们也将进一步支持它的运作。
我认为，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培育一个运作良好的碳交易市场，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圈非常重要。
首先，学术界开始对基于生态和基于技术的解决方案进行研究。下一代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拭目以待。其次是注册登记系统。目前，在全球的碳市场上，我们依赖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注册机构来批准碳信用项目。那么我们能否在亚洲为一些特定的项目建立碳注册登记系统？
为此，新加坡也在努力培育一个围绕碳市场的生态圈系统。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想拥有一个高效运作的碳市场，这是正确的方法。
南方财经：你对于中国在当前阶段更好地推动资本投向低碳转型领域方面有何建议？
Helge Muenkel:中国已经前瞻性地走上净零转型的道路。
根据我们在新加坡和其他国家所看到的实践经验和总结，我认为有三个关键因素。
首先是政策确定性。如果我们希望私营部门投资并产生资本性支出，金融部门要为这类资本支出提供更多的资金。了解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方向，就显得非常重要。星展银行在这方面是一个积极的倡导者，我们不仅在新加坡，也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中国，都与政府和监管机构保持紧密的联系。就在今年2月，星展中国被纳入了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金融机构范围。我们在努力提升话语权，并为生态圈的建设做出贡献。
其次，尽管转型所需的资本性支出和融资需求惊人，但我们相信，转型融资的资金是足够的。但个人投资者要面临的问题是投资风险与回报的平衡问题。我们能否提出创新的融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使用多年的融资工具——混合融资(Blended Finance)，但这一工具尚未真正扩大应用规模。我们要如何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思考和评估。
第三点，就是利弊权衡的管理。有些因素是我们作为银行无法控制的。例如，我们希望加速退出燃煤电厂的项目融资，这对应对气候变化有益。但如果当地社区可能依赖于燃煤电厂发电带来的收入，那么我们如何充分考虑这些因素？这里需要有一个生态圈解决方案来权衡利弊。
因此，政策确定性、采取创新的融资架构克服风险回报带来挑战，以及从生态圈的角度系统地权衡利弊，也是发展可持续金融的关键因素。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