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闻闻


(资料图)

水是生命之基、文明之源。江南一隅,从良渚时期起就与水结下不解之缘。在水利开发中,荒地得到开垦,洼地变为良田,经济南北交往,文化东西交融。

良渚水坝——

5000多年前,江南大地上的先民逐水草而居,并与水患展开不懈斗争。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位于古城西北方向,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影响范围约100平方公里,由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等11条人工坝体,以及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可拦蓄13平方公里的水面,总库容量约4600万立方米,分别是杭州西湖的1.5倍和4倍,具有防洪、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

为选择建造水坝的最佳位置,良渚先民精心挑选位于东苕溪流域东南部大雄山、大观山与北部大遮山连线的分水岭。这里地势较高,可以有效避开雨季的洪水威胁,并有条件在52平方公里的积水盆地中建坝挡洪、蓄水。

在建坝过程中,先民的技术发明尽展魅力。比如,用碎石垫底,因地制宜利用本地生长的荻苇草、篾条包扎成“草裹泥”,错缝堆砌。后期测量显示,其抗压强度是淤泥的2.8倍。

四组坝群构成古城外水利工程主体,兼有防洪、运输、防御、灌溉等功能。根据大遮山特点,先民充分利用自然山体的地势起伏,在山前地带构筑高低水坝,形成不同的水域空间,不仅能削弱山洪直接威胁,还可以通过土墩水口将水引入城中和农田,满足生产、生活用水需求。

这一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统,是人类早期治水文明的见证,也向世界昭示了中华文明的一大源头和摇篮。

淞江畅流——

太湖粼粼,烟波浩渺;淞江畅流,文明相随。今天的吴淞江是4000年前开凿的一条运河,相传是大禹“以疏为主,疏堵结合”治水13年所留下来的遗存。

在《禹贡》中,有大禹治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的记载。“震泽”是太湖的古称。“震”乃东方也,“下而有水曰泽,言润泽也”,即为太湖泄洪、运输而开凿出的三条水道。一说为东江、娄江、吴淞江,另一说为吴淞江、钱塘江、扬子江。

尽管“三江”的说法不一,但吴淞江均在其中。1569年,海瑞上书朝廷《开吴淞江疏》,直言“三吴水利当浚之使于海。从古然也。娄江、东江系入海小道,惟吴淞江尽泄太湖之水”。

更为重要的是,在吴淞江畔崛起了一座座江南名城,奏响了江南繁华乐章。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姑苏。

姑苏城阊门外至虎丘之间的山塘长达7里。一河两岸、街市繁盛,宅第、会馆、寺庙、别业、祠墓等错落其间,尽头就是江南名胜虎丘。

在今天的苏州火车站,雕有“苏州八贤”塑像。其中的吴国第一代君主泰伯,被后人赞为东吴文化之祖。古人称泰伯“三次让贤”,让出周王室800年江山,更“让”出了锦绣江南。

泰伯奔吴后,在今无锡梅村处建立吴国。为帮助吴民灌溉、排洪、运输,他积极兴修水利,开凿了吴地第一条人工河流,全长43千米,并从伯渎开通流向四方的9条支流,如梅泾、香泾、龙泾等。

沟通江淮——

在南京高淳,一座伍子胥像伫立广场,向人们诉说着开凿胥河的故事。

春秋时期,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大力发展生产、兴修水利,不仅鼓励丘陵地区开荒、在沼泽地开挖水田,还开凿了太湖西南与青弋江、水阳江两大流域相通的胥溪运河,平时用于灌溉、交通、漕运,战时用于运送兵员、粮草。

胥河又名胥溪河、胥江、胥溪运河,地处太湖之西,是公元前506年开凿的、由姑苏通往南京的运河。当年,吴国军队6万人就是经太湖、沿胥河、入长江,突然出现在楚军阵前,最终五战五捷。

攻克楚国都城后,伍子胥再次受命,跨长江开凿出沟通长江与淮河的水道——邗沟,形成深入中原腹地的水运网络。

《左传》记载:“吴筑邗沟通江淮。”这简单的7个字,是中华文明奋起飞跃的一个极点,也是江南与中原大融合的发展标志。

五代时期,江南各地开始进一步大兴水利,疏浚河道,设置闸堰,建筑江堤海塘,为农业稳产高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至北宋时,“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逐渐流传开来。

秦淮水韵——

河流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世界名城大多依河而筑、傍水而居。南京城龙盘虎踞、山水环绕,是一座典型的山水城市。

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中部,川流不息的滔滔江水穿城而过,不仅孕育出底蕴深厚的秦淮文化,更承载了浪漫瑰丽的人文情怀。内外秦淮河围城绕了一圈又一圈,玄武湖、莫愁湖、紫霞湖、银杏湖、百家湖、花神湖、金牛湖、乌龙潭、珍珠泉等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还有许多长流水、不断线的沟、渠、池、塘、滩、洲,像珍珠一样镶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金陵之“陵”是古代楚国方言,意为水边的高地。约2400年前,楚威王于“滨江临淮之要地”石头山设邑。一曲“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道尽了“一座南京城,半城秦淮水”的文化之美、人文情怀、城市灵韵。

文学经典《红楼梦》中的诸多情节、人物、景观的生活原型,都能在秦淮水边找寻到他们的身影。那曾存在的“桃渡临流”“长桥艳赏”“乌衣暮雨”“长干故里”“杏村沽酒”“凤台三山”等佳景,更是让人产生“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共鸣。

生于斯、念于斯的余光中,把南京当作“生命的起点”与“一切回忆的源头”,吟诵出“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风里、歌里、水里”的佳句。

清波一脉——

公元605年,隋炀帝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开凿通济渠、永济渠,并改造邗沟和江南运河,进一步加强南北交流。

隋唐大运河跨越十多个纬度,纵贯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地区,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市,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工程。

邗沟拉开了大运河历史的序幕。这个世界最早的运河,源头定格在扬州。300余年后,吴王刘濞又向东开出了第二条邗沟,通往东部海边的盐场。这条水路开启了古代中国东部的财富之路。白花花的盐源源不断地汇集扬州,再发往全国各地。

明永乐十三年,时任朝廷督运总兵官陈瑄沿北宋沙河故道开凿清江浦,让淮安成为著名的运河之都以及全国漕运指挥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漕粮储运中心、盐榷税务中心和漕船制造中心,成就了漕船帆樯衔尾、舳舫蔽水、桅幡遮天、舟车麇集、百货山积、贩夫走卒集聚的盛世景象。

明清时期,无锡与长沙、九江、芜湖并称为“全国四大米市”。据史料记载,无锡的仓储大米每年达130万石以上,粮食业成为“百业之冠”。米市的兴旺带动了各行各业的繁荣。当时,运河沿岸人来人往,商铺林立,各地客商云集于此洽谈生意,使无锡成为“商贾云集,船乘不绝”之地。

“舟过临平后,青山一点无。”元代诗人吴景奎的《过临平》,描绘出一幅大运河畔的生动图景。江南是一个生产“美”、释放“美”、传播“美”、放大“美”的地方,“江南”本身也被放大、被生产出来,成为一个美美与共的“中国意象”。大运河给杭州带来了千年机遇,杭州也用一城繁华回馈江南水文化以厚重与灵动。

有人说,茶、荷花、杏花、梅花以及古寺、烟月、钟声并非江南特有的东西,但江南之所以成为江南,正是有一个奇妙的人文机制。一旦与江南相联系,一旦在江南,一旦江南的诗人或画家将这些东西唱出来、画出来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就会精益求精、“好上加好”。

进一步来看,大运河既为创造两岸千姿百态的文化奠定了交通、物质基础,又将南北东西的不同文化汇总交融,创造出新的文化。它既包括建筑、园林、文学、绘画、戏剧等雅文化,也包括日用器皿、习俗、民歌民谣、曲艺等俗文化,堪称中华文明流动的“博物馆”和“文化长廊”。

“清波一脉通古今。”大运河是一条凝聚中华民族智慧、象征中华民族精神、见证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文化长河,凝结着“大气宏略,独领卓越,包容兼蓄,厚德坚韧,万泽华夏”的大运河精神,彰显了“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文化风貌。

(作者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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